“建平，你到底存了多少钱？”母亲问这句话时，手上还在擦拭，眼睛盯着电视柜上的灰尘而没看我。父亲则坐在沙发上剥着花生，花生壳洒了一地。“四万。”我回答。电视里正在播报天气预报，预示着明天会下雨。母亲擦桌子的手微微停了下，又继续动作。父亲剥花生的声音也稍稍停顿，一颗花生米滚落到地上，他并未去捡。“四万啊。”母亲重复了一遍，语气平淡，似乎没什么波动，“够花就行。”可我知道她并不相信。她虽然没有再追问，但她的质疑在她眼中流露出来，这就是我母亲，习惯性把话留下一半，剩下的就用眼神表达。她那眼神从我脸上掠过，像是在打量一件落满灰尘的旧物。我低头吃饭，挑走碗里几根香菜，排在桌边。妹妹黄小梅在对面，手机的光映在她半张脸上。她忽然笑了一声，翻转过手机放到桌上。“哥，你那厂子效益不行了？”“就那样。”“就那样是啥样？”我没有回答。她又笑了，这次笑得长一点，露出一颗虎牙，仿佛让人忆起小时候她求糖果的模样。

第二天早上九点多，我正在厂里与老赵核对账目，手机响起，来自我母亲的电话，声音压得很低，像是担心被别人听见。“建平，你妹带着她公公婆婆来了，说找你商量个事。”“什么事？”“你回来就知道了。”电话挂断。老赵问我怎么了，我说没事，合上账本。窗外传来一辆大货车的卸货声，不断响起的倒车提示音让人烦躁。我掐了掐大拇指旁的倒刺，但未能掐断。

我的厂子不大，主要生产五金配件，有二十个工人，三台机床，一年纯收入也不过几十万。外界传我挣了三千六百万，其实是前年转让一块地皮赚的，所得确实不错，但我对此从未对任何人提起，连妻子也不知具体数字，她只知道家里不缺钱花，但究竟富到什么程度，她从未询问，我也从未主动告知。并不是故意隐瞒，而是说了之后麻烦。黄小梅比我小五岁，从小就很懂事。小时候我话少，她则口齿伶俐，母亲常常让我让着她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种让步成了习惯。她结婚时我给了她八万八，她买房时我借了她二十万，虽说是借，三年过去却未提过还款的事。她嫁的周福生，经营一家小建材店，生意不大，但口气却不小。周福生这人，对谁都爱抽烟，讲话时先三声笑，虽然看上去光鲜亮丽，实则不免给人一种浮夸感。

那天上午我一进家，就看到客厅里坐满了人。黄小梅坐在沙发扶手上，她左边是她婆婆赵金兰，六十多岁，头发染得黑亮，穿着一件枣红色毛衣，手里拿着一个布袋。右边是她公公周德顺，默默抽烟，烟灰落在茶几的橘子皮上。我父亲坐在单人沙发上，面色不太好。母亲在厨房与客厅之间走动，不时端茶倒水，一边念叨着“来就来嘛，还带什么东西”。赵金兰率先开口，先是恭维我，让我感到不自在，“建平啊，你这厂子越办越好了，我听小梅说，工人有二十多个？”“二十来个。”“那一年挣不少吧？”我微微一笑，没接话。黄小梅站起身，走到我身边，自然地挽住我的胳膊，就像儿时向我要零花钱一样。“哥，福生店里最近周转有点紧，想借笔钱，银行那边说需要担保人。”她停顿了一下，观察我的表情。“就签个字的事情。”赵金兰接着说道：“建平你放心，都是走个手续，钱我们一定按时还，不会连累你。”周德顺终于开口，声音有些沙哑：“建平，叔知道这样的要求很麻烦，但实在没有其它办法，店里压着一批货，下个月工地结账就能缓过来。”这时我父亲发声了，声音虽然不大，却显得格外沉重：“建平，你妹夫家的事情，能帮就帮一把。”我母亲在厨房门口端着茶壶，虽然没说话，但眼神始终关注着我。

我低头看着黄小梅挽着我的手。她指甲修得挺精致，而我胳膊上的一道旧疤却显得特别明显，那是小时候为了她挡自行车留下的，她或许早已忘记。“贷多少？”我问。周福生回应：“不多，借一百五十万。”赵金兰紧接着说：“就用你那厂子做担保，业务交给我们处理。”我将胳膊从黄小梅的手中抽出，走到茶几前拿起一个橘子开始剥。橘子皮厚实，指甲掐入时汁水四溅，溅到我的手背上，凉凉的。“我存款就四万。”我说，“拿什么担保？”客厅瞬间静了下来。赵金兰脸上的笑容凝住，像块冻住的油脂。周德顺摸出一根烟，抽烟时抽了三回才点着。黄小梅站在我身后，虽然看不见她的表情，却听见她轻轻吸了一口气。“哥，你这是在开玩笑……”她的声音微微颤抖。“我可没开玩笑。”我塞了一块橘子瓣进嘴里，嚼了几下，“账上就四万，要用我转给你。”父亲猛拍沙发扶手，声音虽小，却令茶几上的茶杯发出响动。“黄建平！”我继续吃橘子。母亲这时终于开口，声音干涩：“建平，他们大老远来了，你好好说话。”我应道：“我说的就是实话。”扔掉橘子皮后，我拍拍手，“四万，要就拿去。”赵金兰的脸色瞬间变幻，最终挤出一个苦笑：“建平，你是不是不信任我们？利息按银行标准照算，没有一分少的。”我冷冷回复：“不是利息问题。”站起身，我低头看着茶几上溅出的橘子汁，“就是没钱。”黄小梅突然绕到我面前，双眼微红，却始终没哭出来。她就是这样，该哭的时候不哭，不该哭的时候却泪流满面。